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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企业工会直选 律师表示中国需要更强势工会

　　对于媒体的高度关注，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却异常冷静地表示，工人民主选举工会领头人，不是新的创举，只是还原了工会的本来面目和角色定位，深圳这种变革5年前早就开始了，欧姆电子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就在全国媒体热辣关注的目光下，深圳市总工会却极其低调地回避了不少媒体对欧姆电子直选深入采访的要求，理由是怕影响当选者的正常工作。但一位专家表示，原因远不是影响工作这么简单，作为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主席，除了接受上级指导外，其经费来源仍然取决于资方拨款，能否保持其独立性，能否不受资方控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也是有关方面不愿热炒的主因。

　　有工会，所以认为在华公司也不需要工会。记者了解到，日本企业对员工大多实行终身雇用制，员工的利益同企业的利益紧密结合，成为命运共同体，所以较少停工，工会组织的存在并非必须。上述分析不无道理。

　　但中国工会法规定在华外企必须成立工会，且深圳市总工会为自己立下了2007年将500强工会“钉子户”一网打尽的军令状。于是，借着2007年盐田国际工会“顺产”的余热，福田区和华富街道总工会出手了。

　　据理光公司工会现任主席钱家良介绍，福田区和华富街道总工会多次上门向企业日方管理层做工作，讲解中国工会法，宣传中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最终日方管理层接受了中方成立工会的建议。2007年11月，在公司行政的支持下，企业成立了工会筹备组，发展了1000多名员工入会。筹备组按《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组织各工会小组选出了112名会员代表，其中过半是一线员工，准备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筹备组与公司行政协商后提出了10名工会委员候选人，准备从中差额选举9名工会委员，并预设了工会主席人选。但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对预设的候选人提出质疑，认为可能不会体现一线工人的真正意志，并提出在候选人之外选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人选。

　　这一提议得到上级工会的支持，而后来的选举结果是，预设候选人尽数遭到淘汰， 10名候选人之外的彭秀姣先被选为工会委员，随后在委员投票时又被选举为理光公司第一届工会主席。

　　此后三年，彭秀姣和她的工会管理团队在为员工说话办事、调处劳动关系、纾解员工困难、改善员工生活方面确实是不遗余力，深得员工拥护。到第一届工会委员会任期届满时，入会员工已近4000人。彭秀姣本人也被评为深圳市劳动模范。

　　2010年11月理光工会酝酿换届选举，彭秀姣和她的副手因身体原因提出不再作为下一届工会委员会候选人，但建议工会委员会里应增加一线员工人选。

　　与第一届工会成立时资方亲自参与不同的是，在这次换届过程里资方完全置身事外，不加任何干预。会员代表采取会员自荐和群众推选的方式产生，248名代表中190名是一线员工，占76.6%，而14名工会委员候选人也全部由基层工会小组召集会员协商推荐，代表们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中差额选出11名工会委员，其中包括4名一线员工，公司技术部部长钱家良被推选为第二届工会主席。“我参加两会5年，税收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热，这么敏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省地税局局长、党组书记王南健表示，要降低企业和老百姓的税负痛苦，税收制度需要进行一些改革。“有人建议给中小企业放两年‘税假’，有人建议继续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研究探索的，我从个人角度也表示一定程度的赞同。”

　　我们的税制不管企业赚不赚钱，都是要征的

　　美国福布斯杂志此前推出榜单称，我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王南健介绍，我们的税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痛苦指数与宏观税负不一致，“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都是从生产环节征收的，而且不管企业盈不盈利，赚不赚钱，都是要征收的。如果光景好，企业可能无所谓，但当原材料都涨价了，利润薄的时候，企业就吃不消了，于是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现在关于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我觉得如果不改革的话，企业肯定会比较痛苦，老百姓也会觉得我们的物价这么贵，最终都会归咎于税收。”

　　有些地区费的比率超过税收一半

　　“另外对于企业来说，费的种类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这也是造成企业税负痛苦的一个原因。在有些欠发达地区，费的比率甚至超过税收收入，超过了一半。”王南健解释。

　　税收用到老百姓身上的又有多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值得深层次探讨一下。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有的达到40%-50%，老百姓并没有觉得比我们痛苦。那是因为他们是高税收高福利，也就是国家收了税后，基本把老百姓的生老病死都解决了。而我们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的又有多少?生老病死大量的还需要老百姓自己掏钱，痛苦程度就相对增加了。”王南健说。

　　他表示，现在虽然每次财政预决算报告，民生投入都会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但老百姓并没感受到，这是因为现在民生投入的统计口径是笼而统之的，比如一些打着改善民生旗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还有一些民生投入并不是老百姓最迫切需求的，起码短期内不如平抑物价、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需求迫切。

　　减税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但王南健认为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他以不久前广东出台的“56条”为例，“56条”将广东省增值税起征点提高到全国最高标准，即销售货物和销售应税劳务的增值税起征点统一为月销售额20000元。营业税方面，其起征点也提高到全国最高标准，即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20000元。“2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企业请10个人，每个人一个月发2000元，成本就已经2万了。现在一个企业每月成本没个几万元，那几乎就只能算是个体户了。”“虽然广东已经在权限内按照最高点起征。但长期来看，还是应该争取北京的支持，提高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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