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刑事辩护律师

深圳罗湖刑事辩护律师

深圳刑事辩护律师团队统一电话13590119151丁律师，一个律师费用，两个专业律师参与，团队多名律师公捡法经历，为最大化保障当事人权益提供了条件。

广泛深入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教育培训。加强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款的培训，使广大律师熟练掌握和正确运用刑事辩护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刑事辩护执业技能、执业规范的培训，使广大律师提高刑事辩护工作执业素养和执业能力。健全完善律师刑事辩护业务培训长效机制，把刑事辩护专业知识和执业技能培训作为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培训和律师继续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有针对性地面向新执业律师、青年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培训。着力培养一批在刑事辩护业务领域有专长、有优势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促进刑事辩护业务专业化。

加快健全完善律师刑事辩护的配套制度规范。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要求，健全完善律师刑事辩护的管理规章和工作机制，抓紧研究制定规范律师会见行为的行业规则。修订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相关规范和刑事辩护格式文书及其他业务指引，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辩护执业行为。修订完善评优奖励相关规则，研究设立刑事辩护业务专项评比制度，表彰优秀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完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投诉查处督办制度、评查制度、不良执业信息披露制度、典型案件通报制度和违规行为惩戒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刑事辩护执业活动的约束。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田文昌 陈瑞华 著

        6年前，我在西南某地法院审理一起案件。这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由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辩护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只希望法庭考虑被告并非主犯，能够从轻处罚。为论证这一点，律师当庭发表了长篇大论，详尽介绍了共同犯罪的定义、特点，甚至列举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学说。

        庭审结束后，我委婉地提醒律师：“你说的，我们都学过；其实你的发言可以更简短些，这里毕竟是法院，不是法学院。”他也坦言：“这案子实在没什么好辩的，但被告人亲属都在场旁听，如果我说的太少，他们会觉得我不尽力，水平低，所以还请多多包涵、体谅。”我倒是能理解这位律师的苦衷，也尊重他陈述意见的权利，可是，如果在刑事审判中，辩护人预设的听众是当事人及其亲属，而非负责定案的法官，庭辩时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完全不考虑法官关注的重点，这样的辩护效果，又能好到哪儿去？

        那么，什么是理想的辩护呢？过去，每当有人抛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推荐《打好你的官司：说服法官的艺术》(Making Your Case：The Art of Persuading Judges)一书。这本书由美国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与著名律师布莱恩•加纳(Bryan Garner)合著，从文书写作、问答技巧到司法修辞等各个层面，全面讨论了律师的庭辩艺术。书中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记住，律师是对着法官在说话，你要说服的对象也是这些人，而不是空空的审判席。”

        也有朋友说，美国人总结的技巧固然可贵，但在“咱们这儿”，只能算“屠龙之技”。看看这里的刑事庭审情况：证人、警察出庭率极低；公诉人既是“运动员”，又是“监督员”；法官偶尔为难律师，说话也未必算数；律师取证、质证空间有限，头上还高悬着刑法第306条。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与其强调“说服法官的技巧”，不如教律师如何利用“微博”扩大影响，争取舆论。面对朋友的质疑，我又亮出一本新书：《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田文昌、陈瑞华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然后说：“舶来经验用不着，就看本土加强版吧。”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收录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与资深刑辩律师田文昌就刑事辩护问题进行的对话。在刑事诉讼法学界，陈瑞华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注重“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倡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做的是“接地气”的学问。他曾用“案件笔录中心主义”形容目前刑事裁判模式，即：“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对审判形成绝对影响，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尽管这一说法略显绝对，但的确切中要害。至于田文昌律师，也是中国当代刑事司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位人物。他不仅参与了许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对刑事立法的制定与完善，也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由这样两位“高手”来讨论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当然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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