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刑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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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律师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一个国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是现代化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律师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通过修改律师法来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律师权利，我相信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这些问题终会解决的。现代刑事诉讼，在控审分离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其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要求。可以说，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来探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必要性。

　　一、首先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

　　“现在刑事诉讼正是在保护人权的旗帜下，将增强辩护职能作为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核心是辩护权利的保障，即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键是保障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挥辩护职能的最核心的权利载体就是辩护权，离开辩护权，辩护职能将无从谈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以及人身自由的受限根本无法有效的行使自己辩护的权利。实践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大多是由辩护律师辅助完成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成为人权保障的基础。

　　二、它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政治的必然要求

　　刑事辩护制度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缺乏辩护以及忽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法律必然是专制的法律。我国加入WTO后，将会有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或涉外刑事案件要在中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但是，中国目前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现状使得被控人很难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对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予以高度重视，以应对刑事辩护面临的入世挑战。

　　以上是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必要性的阐述。那么，我国目前律师权利保障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1、会见权难以落实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往往利用强大的职权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具体表现为：一、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或变相批准。二是对一般案件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会见。三是不及时安排会见，以种种理由拖延安排会见时间。四是限制会见的谈话内容。五是虽然律师法规定在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但多数情况侦查人员会在场。

　　2、问卷难

　　一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交给法院的卷宗中，只有证据目录，没有原始证据或复印件，律师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往往受到检察机关的种种限制。有的不让律师查阅证据和诉讼文书的事实部分，有的只给看鉴定结论不让看技术鉴定材料，有的对律师阅卷的场所和时间作不必要的限制，使律师无法正常阅卷，更没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摘记，还有的规定不论律师是否复印材料，只要阅卷就要收费。

　　3、调查取证难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刑事上看，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事实上这种调查取证权很不完全。首先，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必须在征得证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其次。律师在向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其一方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既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又要经被害人或其亲近亲属的同意；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当证人不同意提供证据时，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收集调查证据决定权在于检察院、法院，如果“两院”不同意代律师调查取证，那么律师也毫无办法。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呢？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这也是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前提基础。

　　在我国，辩护律师无论就其行业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法治国家有明显差别。由于辩护律师地位不高，又由于辩护律师业务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导致律师的人身权和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利意识及传统诉讼观念，也是导致律师遭受歧视和迫害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的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的权力维护有苦难言。

　　虽然目前的《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律师的权利，但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进展不大。如新《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伪证予以规定。在该条规定：“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然而，很多情况下，律师被侦查机关以“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囫囵，被无端的定罪量刑。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很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

　　上述这些直接导致了我国律师地位低下，人格不受尊重等情况，这其中尤其以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在对产生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不容缓，而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了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但在我国根据法制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要在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下来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要想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就必须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第一，辩护目的的错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上三种辩护方法与法律规定是南辕北辙。还有律师对行业规范理解的错误。在2000年的时候，《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中讲到律师的辩护应该围绕定性、定罪、量刑进行，抓住主要问题，突出重点，观点明确，论据充实，用词严谨，逻辑清楚。辩护律师发表意见应该以理服人，尊重法庭，尊重被告，不得讽刺挖苦、谩骂嘲笑。我认为辩护律师对于以上的规范没有充分了解，所以导致以上的现象。

　　第二，律师定位错误。律师是辩护人的被告人，是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不是政治家，不是演说家，也不是神仙，而许多律师定位为以上三种对象上，所以是定位的错误。

　　结论是法庭辩论的对象是公诉人，而说服的对象则是法官，法庭辩护的目的必须是说服法官采取自己的辩护意见，取得对当事人有利的裁决。

　　第一，被告人面临国家的审判，法官行使国家审判权，有罪、无罪、罪重、罪轻如何量刑均由法官来决定，而不是由控方公诉人和听众决定。

　　第二，被告人是律师在法庭上救护的对象，法庭犹如医院的手术台，律师犹如医生，律师要以高超的医疗水平来抢救病人，而不是在家属面前炫耀自己的医疗水平多么高，手术刀多么锋利，器械多么好。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律师在法庭上发表演说，与公诉人较劲，与法官吵架，表面上满足了律师的愿望，但是最终损害的是客户的利益，律师最大的职业伦理道德应该是维护客户的利益，不要让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律师第一职业要求。律师在法庭上做政治家、做宣传家不是本份，在法庭这个场合你要救可怜的当事人，让他获得公正的审判，让他的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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