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著名刑事辩护律师

深圳著名刑事辩护律师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深圳最大所之一）团队统一电话13590119151丁律师，qq2549081961团队合作、专业分工、资源整合；为最大化保障当事人权益提供了条件。地址：福田莲花支路1001号公交大厦三层。地铁：莲花北站；公交：公交大厦站、中级法院站。对于律师的刑事执业风险，见证法治建设、历经起步的艰辛并一路走来、积累了办案经验和智慧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们或许更感同身受。近日，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他们坦言执业风险堪忧。

　　岁末年初，刑辩律师执业风险问题在律师业内再掀波澜。相比较法学界、舆论界的躁动、争鸣，律师界的驻足、反思或许更有意义。

　　曾在法庭上激辩昂扬的律师，可能因多方面原因而身陷囹圄；曾经为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辩护，可能终站在被告席上。近年来，多位律师因伪造证据罪、玩忽职守罪、包庇罪、诬告陷害罪、诽谤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而入狱的案例不绝于耳。

　　“这些年来，我看到律师在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但我同时看到律师的执业风险也日益增大。”中国律师论坛前秘书长、中国律师杂志社原总编、共青团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秘书长刘桂明表示。

　　“关注律师执业风险及其防范问题迫在眉睫，这对刚起步的中国律师业乃至法治国家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依据律师法第2条，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的正确实施、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将这三点分别概括为律师的本职工作、专职工作、天职工作。但本职也好，专职、天职也罢，若律师自身难保，那么这‘三个维护’无从谈起。”刘桂明说。

　　对于律师的刑事执业风险，见证法治建设、历经起步的艰辛并一路走来、积累了办案经验和智慧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们或许更感同身受。近日，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他们坦言执业风险堪忧。

　　翟　建

　　道德风险最普遍

　　被赞为庭上“迂回作战的枪手，不蕴不火的棋手，不屈不挠的格斗手”的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认为主要的执业风险有三种。“最普遍的就是道德风险。”我国历来缺乏“无罪推定”的精神，传统观念认为，被侦查机关抓捕、被审判机关审判的被告人是坏人，“由此，为所谓的‘为坏人辩护的律师’，自然而然也被认为是为坏人说话。”而律师的服务是收钱的、且有时收费还不低，“这无疑进一步增大了其道德风险——有如下逻辑：律师收贪污犯、黑社会的钱为他们开脱”。这种道德风险一直困扰着翟建和他的律师朋友们，“这主要是法治观念未深入人心造成的”。

　　“来源于法律上的风险也不可忽视。”翟建特别指出，刑法第306条仅将律师规定为犯罪主体，“其实，所有同被告人接触过的司法人员都有可能徇私舞弊、包庇犯罪嫌疑人，这个主体只针对律师是很不公平的。”翟建担忧：如此，律师怎样保护当事人受到公平待遇？

　　翟建还提出实际操作层面的风险。有时，律师同当事人谈话可能不注意分寸，比如过激、过火；有时，当事人面对强大的检查机关，可能为了自保而脱口“是律师教我说的”，如此，律师均有可能遭到追究。对此，翟建表示，虽然律师法规定了律师的豁免权，但“我认为这不够，我认为律师为执业而为的行为均应豁免。”否则，草木皆兵的辩护律师何敢开拓、发展其辩护业务？

　　翟建呼吁社会理解法律上设置辩护制度的原因、理解辩护律师是干什么的，“希望社会的法治理念都得以提高，希望社会明白，设立律师辩护制度的初衷是避免冤枉好人、避免公民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被公权力随意剥夺。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其犯了滔天罪行，都有权得到辩护。律师为的不只是每一个具体的被告人，其工作的整体意义是保护每一位潜在的被告人、每一位公民。”

　　钱列阳

　　立法漏洞带来执业风险

　　“被告人是否有权在开庭前阅卷？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规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钱列阳表示，这导致实践中发生诸多不一致，并直接给律师执业带来风险。比如，辩护律师常希望将自己复印到的案卷交被告人看，使之了解自己被指控的证据，进而同被告人交流、以达到更好辩护的目的，而检察机关则认为，只有到了法庭上才能让被告人知道其被指控的证据。“律师可能因此被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等罪名。”

　　钱列阳指出，立法漏洞之二来源于刑法第306条。“第306条规定伪造证据的律师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何以界定伪证？若被告人由于各种原因翻供，同其接触过的辩护律师是否要承担责任？”在钱列阳看来，辩护律师在法律范围内教当事人作对其有利的供述并非违法，“我建议律师们依法执业，不可故意教被告人作虚假口供。我同时希望立法者看到，被告人的口供一大特点就是有较大的可变性，实践中，被告人可能此时认罪，彼时又不认罪，可能此时交待、彼时翻供。原因或许是被告人自己想法发生改变，也可能是受人教唆，难道辩护律师均要为此承担责任？”

　　国外有句老话，“律师最大的敌人是当事人”。多年辩护律师的执业生涯让钱列阳深深感受到，来自被告人、委托人的各种压力常令人无法承受，有些被告人为了打赢官司，不惜制造并向律师提供虚假证据，之后将法律责任推到律师身上，“有时，被告人会以高额的律师费用，强求律师铤而走险。在这种违背客观事实的情势下，立场不坚定的辩护律师很容易陷入风险之中。”对此，钱列阳告诫律师们规范办案，永远不要虚假承诺、拉关系、行贿或做其他投机取巧之事。

　　许兰亭

　　细节决定成败

　　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许兰亭感叹“刑事诉讼律师面临的风险远多于非诉律师”。

　　律师行驶辩护权主要体现在行驶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就会见而言，许兰亭也有着同钱列阳一样的困惑，“会见后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法律界限并不明确。”在许兰亭看来，将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其他证人的证言告诉被告人并无不妥，“因为那个时候案件的侦查已经结束，案件将要开庭。将相关情况告诉被告人，让被告人心里有数，这无疑有利于减少庭审上的解释和纠缠、保持庭审顺畅进行。”不过许兰亭也坦言其怀有如下担忧，“若律师将其掌握的相关情况告诉被告人，被告人可能因此改变他之前的供述，这就给律师带来风险，比如律师可能因此被定性为涉嫌帮助当事人伪证、毁证。”

　　许兰亭还提到，在会见当事人的环节中，一些律师由于疏于注意，可能犯帮助被告人传递消息的错误，“比如律师碍于情面，将通讯工具交被告人使用，或者将外界纸条带给被告人。”许兰亭认为律师应增强规范执业的意识。

　　对于调查取证，许兰亭的亲身体会是这个环节“既危险又困难”。“比如，一位曾为控方作证的证人，在律师找过他之后，对律师发表了不同此前的证言，那么，该证人必然会受到检察机关的询问。而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为了自保可能将责任推给律师、说律师教他说的。这也涉及到刑法第306条，该条规定像‘达摩克斯利剑’一样悬在律师头上。”许兰亭坦言，伪造证据在任何国家都是被禁止的，但是，何为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法律没有很好地予以定性，“这种模糊地带给律师的执业带来了潜在危险”。　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之身陷囹圄，越来越多的业界精英弃绝而去，刑辩率屡创新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这个律师业务的皇冠，在三十多年的法制恢复与建构过程中，从未像现在这样黯淡。

　　律师朱明勇在广西北海的那些天里，做了一个跟重庆打黑案中的当事人樊奇航有关的梦：“樊奇航执刑快要一周年了，我去看望他。田野里到处是警察，带着头盔，端着冲锋枪”。

　　作为当年和李庄并肩办理重庆打黑案的律师，朱明勇似乎并未被李庄案吓倒，在日后的执业中反而“愈挫愈勇”，如今是北海律师团的主力。李庄的较真为其带来了囹圄之灾，对朱明勇却成了一种鼓舞。在刑事辩护律师随时面临“伪证罪”的司法环境中，朱明勇将每一次的控辩经历都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即使环境险恶，我们仍能穷尽技术手段，让每个案子办得接近完美。”

　　重庆黑社会第二号头目樊奇航，是朱明勇十多年刑辩生涯中第一位被执行死刑的当事人。“樊奇航的死，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从始至终坚持对樊奇航作无罪辩护。

　　李庄被捕后，公众将视线投向李庄，却甚少关注打黑案本身。出人意料的是，重庆打黑案的最终结果是，原先由李庄辩护的黑社会老大龚刚模，在“李庄案”中指认李庄作伪证之后，被判无期；而由朱明勇辩护的二号头目樊奇航却被判死刑。

　　在樊被判死刑并提交最高法院复核阶段，朱明勇将后期在看守所会见樊时所拍的视频影像资料送达最高法院。随后在北京，他向数十家媒体公布了这些资料。影像资料中记录了樊在看守所因刑讯逼供导致的身体伤痕，以及讲述的被刑讯逼供经过。当然，这些也在此前的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官。

　　所有材料公开不久，朱明勇发现，自己在虚拟网络上“被注销”了：其公布的所有资料在网上全部被删掉，“我的姓名被百度屏蔽了，博客密码被别人改了，所有邮箱都进不去了，一切网络上的用户名都登录不了，我成了网络上的隐形人。”

　　练过10年武术、在学校教过刑侦、做过纪检工作的朱明勇，瞬间感觉到恐怖正在向他逼近。他害怕成为下一个李庄，决定“逃”。他关了手机，没跟任何一个人说起，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从2010年7月底至9月底，他没有在世界上留下过多痕迹：不坐飞机，不住宾馆，凡是可能留下自己痕迹的方式，一律不采用。

　　直到9月底的一个深夜，他忍不住溜回家。秋天的北京已有凉意，他看到妻子卧床沉睡，10岁的儿子手握玩具冲锋枪躺在床边的地上。

　　回家的声响惊醒了儿子，却没有惊喜的喊叫，儿子朦胧中喊了声“爸爸”。朱明勇问儿子怕不怕，儿子摇头。朱明勇看着儿子手中的玩具枪问：“为什么把小时候的玩具枪拿出来了？”儿子很担当地回答：“我要保护妈妈。”

　　“既然连我儿子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呢？”朱明勇决定结束“逃亡”，重出江湖。大半年后，才重新有案源找上门。

　　李庄案二审期间，李庄家人找到朱明勇出庭作证，他没有犹豫便答应了：“我出庭，来回路费我自己掏。”庭审当日，朱在门外等了一天，法院并未给他出庭作证的机会。

　　朱明勇是京城新生代刑辩律师的代表，生活在北京，却拒绝买房。“我总觉得那几百万元如果不买房，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到老家修所小学。”他开着一辆陈旧的车子，生活简朴李庄案期间，有人试图以收千万黑钱的罪名栽赃给他而不得。

　　“如果调查取证做得细致，是有可能去改变‘铁案’的。在正常的法律程序和良好的司法环境中，刑事辩护律师是有很多空间，并且非常有成就感。”执业多年来，朱明勇办理的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偶尔接些经济民事案件，但是后者让他觉得毫无挑战：“其实非常简单，一下子能拿几十万的佣金，却觉得没意思，这钱拿得全无成就感。”

　　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业务，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这顶律师业务的皇冠，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法制恢复与建构过程中，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黯淡，朱明勇与他在中国内地的十多万同行，特别是有志于刑事辩护业务的同道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首当其冲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即俗称的“律师伪证罪”条款，它让为阶下囚们辩护的律师，时刻面临自己沦为阶下囚的危险。

　　剑悬306条

　　刑法第306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刑法第306条来源于刑诉法第38条，后者是在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增加的。其入法的背景，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时提前介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引起了侦查机关的担忧和顾虑。”知名律师、中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说，博弈的结果是增加了刑法第306条，目的是为了对律师加以制约和限制。其出发点在于防止因辩护权的扩张而影响到刑事司法的打击功能。

　　“刑法第306条首先是歧视性条款。”田文昌说，关于伪证等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307已有了一个一般主体的规定，为什么又要将辩护人和代理人单列出来？单列出来会造成很强的“引导性”，以为伪证的只有律师，实际上，现实当中，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出现这种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数量远高于律师。因为他是公权力，机会便利会更多，靠刑讯逼供取得的假证据就是伪证。

　　已故法学家、参与过此次刑法修订的武汉大学教授马克昌说，当时增设306的争议非常大，反对的声音大于增加的声音，但终究还是通过了，推力主要来自司法机关。

　　自此，中国内地的刑事辩护，被分为前306时代与后306时代。

　　“官司还在打呢，检察院就让公安把律师抓走了，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啊？”提到北海律师伪证案，北京尚权律所主任、云南李昌奎案再审程序的辩护人张青松认为，当律师涉嫌伪证时，正当的程序是通过法庭自证，判断证据真伪。当法庭审判证据为假并不予采纳，才能考虑定律师的罪。

　　3年前，张青松也差点遭遇伪证罪。那时，他在北京办理一个诈骗案。被告家属向他提供了一份证据。证据对被告十分有利，他立刻递交检察院。没想到的是，检察院两次拒收。无奈之下，张青松将证据直接交给法院。庭审质证时，问题出现了，检察官当时就称证据是假的，涉嫌伪证。张青松认为检察院的行为欠妥，站起来指责检察官“您的行为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合法的”。法庭上，事情暂时平息。不久，公安局找到张青松，说检察院怀疑他涉嫌伪证，要求做笔录。张青松说，“你无权对我进行笔录！我是辩护人。”随后，公安局解释这是检察院的要求。张青松立马给检察院打电话，“我是辩护方，你是公诉方，我们两个的地位是平等的。你要给我做笔录的话，必须先接受我们给你做笔录。”在张青松据理力争下，检察院作罢。“在业界我的做法还算公开透明，都遇到了这种状况，更不用说其他的律师了。”

　　据全国律协的有关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已经掌握的因刑法第306条被追诉的律师多达140多人，但该调查尚有很多遗漏，实际数字更高，而最终被判定有罪的只有32起（其中大部分仍在申诉中）。

　　在刑法306条背景下，最离奇的是一起律师出家事件。

　　王一冰与王玮夫妇都是东北人，从事法律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他们于1996年10月来到昆明，创办了天泰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王玮任主任。

　　1997年4月9日晚，云南省弥勒县西一乡财政所员工罗某的宿舍发生爆炸，房屋炸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县公安局调查认为童金祥的嫌疑最大，因为罗某曾是童的未婚妻何桂芬的情人，于是把童带去讯问，童拒不承认爆炸是自己所为。但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向公安机关“承认”是自己炸的，公安机关于是对童实施了逮捕。

　　1997年5月初，何桂芬找到王一冰，请求他代理童金祥的案子。6月13日，弥勒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童金祥当庭翻供，拒不承认自己实施了爆炸行为，并称当晚自己一直和未婚妻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被告的翻供是公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检察机关怀疑王一冰律师在其中作梗。当年的12月11日，王一冰因涉嫌伪证罪被拘传，3天后被逮捕。

　　不过，弥勒县检察院对王一冰的调查是从涉嫌“对何桂芬强奸”开始的，检察机关认为王一冰与何桂芬有不当性行为，所以教唆其作伪证——涉嫌作伪证的何桂芬被抓后，被有关人员诱导说律师强奸了她。幸亏律师原本因病失去性功能，强奸罪无法成立。但1998年11月，弥勒县检察院还是对王一冰律师以涉嫌伪证罪提起了公诉。1998年12月3日，弥勒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王一冰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对委托人要求翻证的想法不加劝阻，而是积极帮助证人实施翻证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情节轻微，宣告王一冰无罪。

　　检察机关对这个结果无法接受，随即提出抗诉。1999年12月13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王一冰无罪。此时，王一冰已被逮捕了2年。精神和生活均陷入困境的王一冰夫妇想到了出家，2000年初，贫病交加的夫妻俩走进了卧龙寺，剃去头发，穿上了袈裟，“离开了令人伤心的滚滚红尘”，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出家人生活。

　　后来，王一冰与妻子虽然还俗，重拾律师业务，但状态却大不如前。2008年，未满70岁的王一冰因病去世。

　　全国律协对1997年至2007年间律师伪证罪的案例统计分析表明，错案率达到70%以上，这还没有算上尚未判决和正在申诉的案件。新刑法实施后，律师执业中涉及“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占全部律师维权案件总量的80%。80%的涉嫌律师伪证案件疑似“报复性执法”，而办错案的执法人员无需负任何法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执法人员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

　　“实践当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一旦律师调查证人证言发生变化以后，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立即回过头来找证人去核实。那么，这对证人产生的直接威胁就是，两次证词肯定有一次是伪证，那你就必然承担伪证罪的责任。而你为什么说假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你自己说的，要么是律师唆使的。”田文昌说，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必须彻底废除。其中理由，一个是侦察机关调查在先，律师调查在后。“律师只要是去找你调查过的证人取证，那显然是我对你的证人有疑问有质疑才去问的。既然有质疑，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说的要发生变化，不发生变化我去找他干嘛？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两难的悖论。我找你不发生变化就没有必要找你，一旦发生变化了我就有罪，那我还怎么做呢？另外一点就是没有操作性。律师找证人调查，通常是单独进行的，那只要证人一个人说我引诱他，我就是引诱他吗？”

　　“公权力的这种压力导致证人很容易就把责任推到律师身上去。而律师在跟证人取证的时候又没有什么旁证在，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借口，警方和检察院实行职业报复的一个借口。”

　　有了如剑在背的306条和防不胜防的陷阱，律师越来越不愿意做刑事辩护。

　　据全国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介绍，在西部某省，法院刑事案件的受理数量快速增加，2008年为12235件，2009年为12887件，2010年为13547件。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却逐年减少。2008年为1863件，2009年为1828件，2010年为1441件。同时，律师队伍每年仍以10%的数量增加。调查发现，这个省刑事案件的代理率为12%。即100个刑事案件当事人中只有12人聘请了律师。

　　寒蝉效应在刑法增设306条不久后就表现出来，2000年北京律师5495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到30%。“全国各地刑事辩护数量锐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律师拒绝参与刑事辩护的不良局面。”

　　与此同时，刑辩律师的工作质量也大打折扣。“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辩护律师不敢去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么多年来，全国的辩护律师一提调查取证都是恐慌至极，敢于调查取证的律师微乎其微。”田文昌说，“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律师不能调查取证。这种现象极其严重地妨碍辩护职能的发挥，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是非常可怕的。”

　　“刑法第306条第1款不仅在立法技术上有缺陷，在立法价值上也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点：加剧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失衡；助长了有关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性报复，恶化控辩双方的正常关系；对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

　　记者通过多种途径试图采访公检法部门对此问题的看法，全部被拒绝。

　　从“三难”到“十难”

　　“原来给我们的就是半份口供，连一份都不全的，加上很少的几份旁证。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我们的权力是严格被限制的。”陈有西深感不平，“阅卷权是律师高质量辩护的基础。没有阅卷权，哪有高质量辩护，案子都不了解，怎么辩护？”

　　8月初的广州，夜晚天气炎热。陈有西与他的助手住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面的一家宾馆里，次日早上9点，有一件影响颇大的涉外刑事案件开庭，他是主要嫌疑人之一的辩护人。

　　“越是这样搞的案子，越说明他们背后有毛病。没毛病没必要这样搞。不过在我手里，再怎么难，哪怕不让我阅卷，直接开庭，漏洞照样逃不了。刑辩律师一般注重经验和能力，就算直接在法庭上审，我们还是能把事情搞清楚。但对我们最不利的就是我们来不及举证了。只有了解到控方的漏洞才能举我们的证据，就两天时间，调查取证根本来不及。”陈有西说。

　　陈有西的办案经历在刑辩律师中司空见惯，调查取证的权利、会见当事人不受监控的权利、阅卷复印等刑诉法和律师法明确规定的权利，在现实通常大打折扣。刑辩“三难”或者“五难”之说由此产生。

　　“三难”主要指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五难”还包括取保候审难、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难。更有甚者，有的学者提出了“十难”之说。即除“五难”之外还有：举证质证难、辩论发言难、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难、律师得到出庭通知和法律文书难、维护律师的自身合法权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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