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资深刑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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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之“术”与“道”

    与前述说法相比，《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的优势，在于既有归纳、提炼，又有分析、展望，甚至就困扰刑辩律师的某些现实障碍，给出了解决思路。例如，律师打算作无罪辩护，当事人却打算认罪，这时该如何抉择？庭前会见如何避免违规？什么情况下应退出辩护？如何介入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如何令自己的辩护意见更好地被法官采纳？稍微对照当下媒体、微博上热议的司法话题，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可都不是凭空设想的“伪问题”。

    是的，作为法官，这些问题对我并不构成困扰，但是，我可以从旁观者和裁判者的角度，审视书中的解决方案是不是真有可操作性，是不是的确有助于说服法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就以“律师如何令自己的辩护意见更好地被法官采纳”为例。对话者认为，律师可以尝试在辩护意见中援引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著述观点，或者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判决书或典型案例，作为辩护的法理依据。某种程度上说，这么做远比单纯罗列各种理论学说效果好。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常对某些律师朋友开玩笑说，最好的辩护意见，就是法官会大篇幅“侵犯”律师著作权的意见。在法庭上，法官只是倾听者，而在庭外，由于承办法官要与合议庭其他成员或者审委会成员交流、讨论，有时还得扮演说服者的角色。如果辩护意见能够提供有效的法理依据，既能顺利被法官采纳，也有助于他说服其他同僚，甚至将这些内容运用到判决说理中去。

    难能可贵的是，《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不仅分析了刑辩之“术”，还详细讨论了刑辩之“道”。这个“道”，其实就是司法伦理，或者说律师执业道德。这其中，既包括如何处理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怎样与法官、检察官打交道。有意思的是，两位对谈者都将“艺术派”辩护方式与传统的刑事辩护进行了“切割”，那就是：律师在媒体上发表与案件有关的言论，尽管也是为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而进行的活动，但并不是辩护活动，只能说是利用媒体舆论，对案件施加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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